【衛福部長專訪3-2】醫療現場的反省　無心一句「只剩半年」讓他學會溝通

衛福部長石崇良如今總願意花時間把事情講清楚，但年輕時的他其實說話直接，甚至有些殘酷。曾有一次，面對一位罹癌且與自己十分親近的長輩，他脫口說出「只剩半年」，成了多年來無法忘懷的遺憾。從病房到政策現場，他逐漸明白，醫療不只是給答案，更是陪伴病人理解與面對答案的過程。

那是一個他至今仍記得清楚的時刻。

在臨床現場，面對病情快速惡化的家屬，他以急診醫師的判斷給出了一個極為直接的時間預估「大概只剩半年」。那句話說出口時，沒有鋪陳，也沒有緩衝。病人聽完後神情瞬間黯淡下來，臉上寫滿錯愕與不知所措。

對當時的他而言，那只是基於醫學專業所做出的誠實告知；但對坐在面前的人來說，那更像是一道毫無預警落下的人生判決。

預後脫口的遺憾　讓他同理心傳遞資訊

在不同場合面對記者、立委或民眾時，石崇良一向侃侃而談，從背景、脈絡談到制度結構，少有人能在節奏上打斷他。他自己也笑說，過去常有人提醒他：「你不要講那麼長。」

但他改不了。來自一段他始終放不下的經驗。

當時他還是台大醫院的住院醫師，當時與他親近的一位長輩被診斷為癌症第四期。面對病情，他以醫師的身分直接說出預後：「大概只剩半年」、「你這個是第四期，治療選擇不多，要不要考慮先做預立醫療決定」，沒有鋪陳，也沒有緩衝。他只記得那位長輩聽完後神情瞬間黯淡下來，臉上寫滿錯愕與不知所措。多年後回想，他仍將那一刻視為人生重要的遺憾之一。

「我不是故意的，但我太直接了。我在做急診醫生，很急，講話也很直接。」石崇良說：「每個人都會有一種專業資訊的落差，你會覺得好像對方已經懂了，你才可以去縮短內容，但是我們不能夠老是從自己專業的角度出發。」

那個年代，在台大當醫生，難免臭屁，因此醫病關係帶有父權色彩。醫師習慣提供答案，而不是陪伴病人理解問題，病人也只剩「接受」選項。石崇良也不例外。直到後來，他逐漸進入醫療倫理、病人安全與醫病溝通的訓練與推動，他才開始意識到，醫療從來不只是傳遞資訊的過程。

更關鍵的，是病人是否有能力承接那個資訊。於是，他開始改變，不再假設對方理解專業語言。不再用最短的方式結束對話。而是嘗試把每一次解釋，拉回對方能理解的語境裡。

「我寧可講長一點。」他說。

在石崇良眼中，溝通本來就不可能是單句完成的事，「Communication這個單字之所以這麼長，本身就意味著它需要花時間」，這樣的轉變，也一路從醫師延伸到官員，再到如今的衛福部長角色。

在他看來，無論是病情告知還是政策推動，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提出方案，而是讓人「理解」。因為每一項決策背後，對應的都是具體的人與生活。

他也逐漸理解，醫療現場從來不是單向資訊流動，而是一種高度不對等的對話：醫師掌握專業語言，但病人與家屬承受的，是人生結構的斷裂。因此，醫病溝通不只是「說什麼」，還包括「怎麼說」、「何時說」，以及「說到哪裡停下來」。

有些真相必須被說出，但不一定要以最直接的方式抵達。他開始反思，過去過度依賴「正確答案」的習慣，其實忽略了醫療的另一層本質，「醫病關係的建立」。

在不確定、焦慮與恐懼之中，醫師不只是提供判斷的人，也同時是在協助病人與家屬重新理解現實的人。

「我以前以為，只要講清楚就好。」石崇良說，他後來才知道，有時候講太清楚，或許不是最好的應對方式。

這樣的理解，並非瞬間完成，而是在一次次臨床場景中逐漸堆疊起來。石崇良回憶同樣也是住院醫師時期的另一段經驗。他直言，那是一場「差點釀成醫療疏失」的事件，至今仍深深留在記憶裡。

照護危急病人經驗　學習「如何承接」

當時是一名末期巴金森氏症患者，因腎功能惡化出現尿毒與全身水腫，必須緊急進行血液透析。為了透析，必須放置血管導管，但患者因嚴重僵直，頸部無法活動，傳統頸靜脈路徑無法施作，只能改由大腿側血管進行。

「那時候其實很難做，病人全身都僵直，連下肢要打開都很困難。」他說。

在多次嘗試後，導管最終順利放置，透析也隨即進行。然而隔天查房時，他卻發現異常。原本預期透析後應改善的水腫，不僅沒有緩解，反而出現明顯惡化，且雙側下肢腫脹程度不一致，導管側更為嚴重。

「我一看就知道不對了，這不是正常反應。」他說。

進一步檢查後確認，導管穿破血管，造成出血與局部嚴重腫脹，形成血管損傷與血腫。情況緊急，心血管外科隨即介入修補血管，但由於腫脹持續惡化，已出現筋膜室壓力升高的風險。為避免組織壞死，醫療團隊進行筋膜切開減壓手術（fasciotomy），傷口因此無法立即縫合，只能暫時開放處理。

「那個畫面其實很震撼，整個傷口是打開的，一隻腿從大腿到小腿被切開洩壓。」他停頓了一下說，「家屬看到是傻眼，我自己也傻眼。」

對當時仍是住院醫師的他而言，第一個浮現的念頭不是醫療細節，而是強烈的不安與恐懼。「我那時候只覺得完了，還沒當到主治醫師，可能就要被告了。」

那是一種很強烈的無力感。在醫師養成過程中，人們被訓練去避免錯誤、教導「正確答案」，但很少有人被教導：當錯誤發生時，該如何面對。

在慌亂之中，他選擇了一種最直接的方式，把「照護換藥」接回自己身上。原本由外科團隊負責的傷口換藥，他開始親自參與。一天多次更換敷料、維持傷口清潔，避免感染發生。每一次處理，都需要將近一小時。

「那段時間幾乎是自己在顧。」他說，「禮拜六、禮拜天也都會來，不假手他人。因為我相信沒有人會比我更用心。」

他沒有把責任交出去，而是選擇盡可能補上所有可能的風險缺口。在持續照護數週後，病人的腫脹逐漸改善，傷口也順利進行後續縫合與恢復。但對他而言，真正留下來的並不是醫療結果，而是過程中的壓力。直到病人出院前最後一天，他才向家屬說明整段治療過程與調整。

他記得家屬最後輕輕拍了拍他，說了一句：「石醫師，你做得很好，我們很感謝。」

「那一刻我才真的鬆下來。」他說，「心裡那塊一直壓著的石頭，才掉下來。」

那不是單純的成就感，而是一種長時間緊繃後的釋放，包含對醫療風險的恐懼，也包含對自己是否足夠負責的懷疑，而那樣的體悟，也成為他日後推動病人安全制度、醫療事故關懷與系統性檢討的起點。

從急診室一路走到衛福部長室，石崇良逐漸意識到，醫療從來不只是技術與判斷，更是一場關於「如何說、如何承接」的學習。


一位病人讓他第一次看見溝通的重量，那句過於直接的「大概只剩半年」，多年後仍留在他心裡，成為一種難以抹去的遺憾，也逼著他重新理解醫病關係的邊界。

另一位病人，則讓他學會如何與不完美共處。那場差點釀成醫療疏失的照護經驗，從慌亂、責任感到長時間的親自照護，最後在家屬一句「你做得很好」裡，才終於讓他放下長久壓在心上的那塊石頭。

一個留下遺憾，一個帶來釋懷。兩段經驗像是兩端重量，慢慢拉出他對醫療的理解：錯誤不只需要被避免，更需要被面對；真相不只要被說出，更需要被好好說出。

而這樣的理解，也一路延伸到他今日站上的位置——不只是治療疾病的人，而是試著在制度之中，重新把人「接」回來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