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深度調查】離奇投訴、社群公審、議員關切…過曝時代誰替教師擋第一槍？

高雄教師輕生案發後，網路上出現許多教師傾訴受過的離奇投訴，再度掀開一個族群的集體創傷；如今教師面對的壓力已和過往不同，身為家長與學生眼前的半公眾人物，他們承受來自正規投訴管道、網路公審與民代介入的多方壓力，就連台師大學生會都發現，8成師資生因擔心遭投訴而降低未來任教意願……。如今，從中央到地方政府，都將改革目光看向事前分流、緩衝機制，然而這道防護究竟能擋下多少傷害，仍是個問號。

5月底，高雄市某國小傳出教師在校內輕生，震驚社會。高雄市教師職業工會表示，這並非個別教師問題，該校近年發生多起家長濫訴案件，從導師、組長、主任到校長都曾遭受密集投訴，「面對學生身後的怪獸家長，第一線教師早已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」，職場高壓加上其他變故，才導致該師走上絕路，呼籲教育局正視危機。

對此，教育部派出專案小組前往，高雄市長陳其邁則表示，針對教師團體提出的3大改善措施，包括強化教師支持系統、改革校事會議與妥善處理師生輔導，市府一定會加速落實相關工作，已請教育局著手整理現場缺失並進行改善。

憾事發生後，陳其邁快速回應三項措施。資料照

憾事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，尚待調查，然而許多教師卻因此在社群上傾訴，自己受過的荒唐投訴、檢舉，一個族群的集體創傷再次被掀開。

吃麥當勞、額外教學都踩雷　投訴理由千百種教師無奈

投訴確實是一個巨大的壓力源。去年台北市亦發生小學代理教師墜樓悲劇，市議員王欣儀於質詢時則指出，北市教師遭投訴案件數，2022年為426件，2024年暴增到773件，最大宗理由為「教學不力」，3年共585件，成立率卻僅8％；新北市北大國小老師陳民峰則曾蒐集各地教師遭到投訴的案例，除了考題太難、作業太多外，就連老師吃麥當勞「當壞榜樣」、單身老師不會帶小孩，都是家長投訴內容。



這樣的指控，看在於國小任教的阿袁（化名）眼裡並不陌生。他如今落腳鄉間小校，回憶過去在市區當代理教師時，發現班上學生成績落差不小，因此額外花時間，幫落後的學生加強輔導，結果被家長質疑大小眼、分化學生，後來更有家長投訴，他針對性把不喜歡的學生打低分。

但這件事他事先無從得知，知道的時候，是某天突然被叫去校長室，見到家長坐在沙發上，校長當場要阿袁先道歉再說，甚至要求他下課後再送禮盒去。「他們很怕，怕那個家長會去找議員，會鬧上新聞」。阿袁苦笑地說，自己也有同學拍肩膀叫學生起床上課，卻被投訴，雖然最後都安全下莊，但也讓他們鐵了心，開始尋覓能離開校園的工作機會。

幫買早餐、提醒喝水… 生活瑣事也要老師扛

台師大學生會日前針對校內師資生進行問卷調查，結果顯示，有80.1%師資生因擔心被投訴、調查，而降低未來投入教職的意願；從這群未來新血的擔憂不難看出，如今教師的困境已和過往不同，且逐漸向下擴展。



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長林子翔，本身也是國中輔導教師，他分析目前教師承受的壓力不單純是教學負荷、行政工作，還包含跟家長溝通、輔導學生，以及負擔社會期待的結構性壓力。實務上來說，像有的家長會傳訊息跟老師說，「小孩沒吃早餐，可以幫他買嗎？」「小孩今天尿尿比較黃，老師有提醒他要喝水嗎？」這些生活管理，都被視為教師責任，但現在管教手段卻更限縮，比方叫學生寫作業，也可能被檢舉霸凌、遭到調查，「我們為難就是在這個地方。」

彰化縣學生輔諮中心諮商心理師陳劭旻也觀察到，實務上來說，會投訴老師的家長應該是少數，但林林總總的個案，已經形成風聲鶴唳的氛圍，也導致很多老師乾脆選擇消極的「防衛性教學」。即便教育部法規有授權如罰站、增加功課等管教方式，但在擔心家長意見下，「就不太敢去要求學生，只能勸說，但有時候學生就會爬到老師頭上。」

他感嘆，許多案例其實沒有違反教育法規，但家長單方面認為無法接受，就可以檢舉、投訴，即便沒有進入調查，但這些行為確實對現場產生壓力。尤其學校主管為了自保，選擇站在家長的角度時，更讓教師感到受傷。而除了投訴外，另一個常見的情況就是在社群爆料、公審，更不提有學生想用投訴來反制老師，當然都是少數，但這些都是過去不存在的壓力，都會造成現場的緊張，「現在就是太多管道，可以去干擾學校原本運作了。」



全國代理代課教師工會理事長黃湘仙指出，教師其實是半公眾人物，要跟全班20多個學生、家長半公開自己的狀態，承受許多檢視。數位時代下社群貼文的擴散速度飛快，往往也給老師帶來壓力，甚至也常有地方民代、議員，在沒搞清楚狀況前，就用單方面的貼文、照片施壓學校，這也是現在教師面對的壓力之一。

她以前幾年引發矚目的台中樂樂棒事件舉例，一名教師遭學生用樂樂棒球棒攻擊後報警，卻因此被家長投訴，即便校事會議調查不成立，家長仍再找上議員投訴、質詢教育局，類似的政治力介入並不罕見。過去桃園也有議員質疑老師刺青，最後造成老師被迫離職的案例，「這些還是浮上檯面的，沒浮上來的更多。」

逾7成檢舉要調查　報告卻遭疑「事實都寫錯」

外在壓力接踵而來，過去制度卻缺乏攔阻、篩選的機制。

為解決過去包含校園霸凌等不適任教師行為，《教師法》2019年修法後，明訂涉體罰、侵犯兒少權益、教學不力等情形，只要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，就應召開校事會議並組成調查小組調查。此機制始終爭議不斷，2024年4月《教師解聘辦法》修法後，更加劇教師團體對濫訴、「學校變刑堂」的批評聲浪，包含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等團體，更為此數度上街抗議，但亦有支持者堅持此是為了保護學生。



所謂的投訴實際狀況到底如何？國家人權委員會於去年（2025）12月公布一份專案報告，在匯集中央、地方政府共4641筆資料後發現，《教師法》修法前的106到108學年間，學校投訴案僅39.2%啟動調查；2019年《教師法》修法，校事會議制度出現後，投訴案啟動調查的比例增至65.8%，2024年修訂《解聘辦法》後，啟動調查率更高達78.1%，也就是說只要投訴，很高機率就必須啟動調查。

啟動率增加或許是問題，但讓事情更嚴重的，是目前調查品質令人質疑。

新竹市香山國小一名代理教師在2023年遭檢舉對學生涉不當管教、體罰與言語羞辱，經校事會議調查後認定其情節重大，最終遭記過1次。然而這名教師後來提起行政訴訟，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發現，調查小組在訪談過程中，不僅阻止家長陳述對教師有力的證據，甚至比對訪談逐字稿後發現，調查報告記載內容與訪談事實不符，因此在日前判該教師勝訴。



「這種錯大學生都不應該犯，調查委員怎麼會犯這種錯？」律師翁國彥回憶，如今制度上路以來，他們承接相關的行政救濟案已達2、30件，自己有位當事人也是被檢舉涉不當管教，校事會議調查後認定4項事由成立，最終記申誡。而他們提起訴願後，發現4個事由裡，有許多事實超過法訂3年時效，原處分撤銷，顯示調查委員裡沒人意識到基礎的時效問題。

校內調查爭議多　第三方機構分流、調查成各方共識

制度爭議滿滿，近年各方團體對此並有諸多建議，主要焦點在檢舉案件分流，不應大小案都透過校事會議調查，再者則是呼籲改善調查方法。

阿嘉（化名）是資深高中校長，他認為鑑於台灣現況，應該參考美國教育法規Title IX的「客觀合理人」制度。在調查啟動前增加專業判斷期，由具備法律與教育專業的第三方委員會先審核，指控是否達到客觀上嚴重且冒犯程度，明顯屬於正當教學管理的範疇，則應該讓學校有不受理的權力，此外應讓濫訴有一定後果，若判定為蓄意誣告，申訴人應承擔行政調查產生的部分規費。

對於調查由誰主導，人本基金會亦曾發文，認為考量實際執行情況，應該由第三方機構取代校事會議調查，指出一旦處理機制放在校內，不同身分及利益代表相互主張下，很難提出公正判斷，第三方機構更有機會做出透明公開的裁決，可能是在兒少機關下設行政法庭、或設立兒童權利機構、由地方主管機關進行等方式處理。

黃湘仙對此也指出，現行制度由學校接受檢舉、組成調查小組，但這在同事間很容易造成芥蒂。「我跟你再好，可是你讓我被調查了，這樣我們會沒事嗎？」學校教師應該互相合作，制度卻讓他們產生對立，她也認同，另設立第三方組織負責調查，才可能提升學校組織文化。



翁國彥並認為，校事會議制度施行以來，包含行政法院判決、訴願決定裡，指出調查程序違法、調查品質不佳的案例其實不少，已經累積了一定的數量，地方教育局應該也有類似退件的情況，國教署應該去盤點這些案例，避免重蹈覆轍，「這絕對是提升調查品質一定要做的事。」

事前分流、溝通先行　中央地方防範機制效果待評估

改革不是沒有進行，教育部歷經漫長研議後，在今年1月修正公布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」（下稱解聘辦法），包含收到檢舉後，先由校長召集調查委員等4人會議決議是否受理投訴，且檢舉案件若為匿名則不受理，並期盼先讓新制施行一學期，再視情況調整。

歷經此次事件後，高雄市政府表示，將推動親師生互動爭議溝通先行機制，在案件進入法定程序前，引入外部專業人員溝通協助，避免衝突擴大、直接進入調查程序，目前正研擬相關作業指引，並規劃邀集相關團體代表擔任溝通委員，另外將編列專案預算，規劃提供教師法律諮詢服務。



主管機關的做為有幫助嗎？現場期盼的更多，阿嘉校長呼籲，立法院應該推動「教師職安法」，將心理尊嚴納入教師的勞動保護。老師遭受言語霸凌時，應由學校作為法人主體，代教師發出警告或法律行動，再者校園也要建立投訴窗口，統一接受投訴並過濾，防止家長在下班時間、透過通訊軟體對老師情緒轟炸。

阿嘉也語重心長強調，目前現場最需要的，就是事發時的阻斷機制，「我們需要的，是像急診室防暴力一樣的校園法律防衛網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