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深度報導】過半學生會投票率不到2成　修《大學法》能解校園「政治冷感」？

《大學法》有望修法，增加校務會議的學生代表席次？近期學生團體、校長端為此展開角力，教育部則再三表示要進一步尋求共識，然而在席次之外的隱憂，是學生對自治事務反應冷淡：教育部調查顯示，超過半數的大專校院，學生會選舉投票率不足2成，更有2成學生會曾因選不出會長而中斷，傳承問題成跨校棘手考驗，也成為反對《大學法》修法方的依據，但對支持派的師生來說，增強效能感、讓學生真正掌握參與權，才正是打破惡性循環的解方。

《大學法》2005年全面翻修後，規定校務會議須有10分之1學生代表，讓學生聲音正式進入校園最高層級會議。如今20年過去，社會氛圍早已不同，不僅學生團體力爭提高，朝野立委也提出共14版本修正案，將比例調漲至5分之1甚至4分之1，於此同時，校長團體強力反對，教育部則表示，將於本月底的大學校長會議凝聚共識，而據了解，校長端的最低底線是8分之1。

校務會議學生代表議題，教育部希望等大學校長會議凝聚共識。圖為2025年大學校長會議。資料照，教育部提供。

席次爭議事關影響力，自是各方必爭之地，但在爭論全面開放學生參與的同時，更根本的隱憂也悄然浮現：所有學校都有足夠的學生想參與嗎？各校近年學生會長選舉，頻頻出現個位數投票率，甚至難產「倒會」的情況，爭取參與權的同時，學生自治不但越來越冷，甚至已面對生存危機。

不只台大選情冷　投票率低釀惡性循環

談到學生團體，許多人首先想到便是台灣大學學生會，歷屆會長包含羅文嘉、范雲、黃國昌等，不少人後來紛紛成為政壇要角，然而綜觀近10年來的學生會長選舉，除了2018年一度達到10.61%外，其他9次投票率皆未超過10%；鄰近的政治大學最近一年度選舉則無人登記，再進行補選的投票率則為4.89%。



投票率降低不是少數學校情況，根據教育部調查，全國學生會選舉的投票率都持續走低，109學年時有42%學校投票率低於2成，來到111學年時，已有53.2%學校投票率未達2成。

低迷的投票率下，除了代表性面臨質疑，學生團體也因此出現延續危機，教育部調查便顯示，約有2成學校的學生會，曾因為選不出會長等理由中斷。



參與人數不足　學生會下修門檻求復活

東吳大學學生會在2021、2022年時，就曾因無法達到8%投票率、1200人投票的門檻，而無法選出會長，學生議會儘管40票就能當選，但29個議員席次也僅有2人當選，直到2023年刪除門檻規定，才終於成功復活。時任學生會副會長蕭正傑說明，當時是學務長看到各校都有學生會，覺得東吳不能獨落人後，「所以先求有再求好，就下修門檻。」

對於少了學生會的影響，蕭正傑指出，東吳學生長期有許多民生議題，如往捷運站的公車尖峰班次供不應求、校內電梯常大排長龍，及各項宿舍、資訊系統等問題，都希望學校協調或處理，過去有學生會時，同學第一時間就是找學生會反映，但在學生會倒會期間，也失去了有效反映管道。

高雄師範大學在2022年的學生會長選舉中，全校約7000名選舉人僅有約100人投票，投票率低於2%，造成會長難產，後來曾擔任學生會長的李維君回顧，其實高師大過去幾年的選舉，大概都只有100多人投票，到他參選時因有2組候選人，競爭較激烈才有約400、500人投票。



學生會倒會的另一個影響，是目前許多校內會議，都要求須有學生代表參與或列席，這些代表往往由學生會長、幹部兼任，但在人手不足下，李維君說，當時他一個人就兼任了15個會議代表，除了全校層級的校務會議，還包括如學務、總務會議，以及圖書資訊、車輛管理會議等的委員。

台北大學學生會長陳昱仁則表示，北大學生會過去招募工作人員時，大多有50、60人來報名，甚至出現過80人盛況，但到今年卻出現大幅下滑，只有不到20個人。

比起實際參與　千禧世代更愛「上網發言」

陳昱仁目前也是台灣學生聯合會的理事長，他觀察，目前學生參與意願持續走低的原因，也跟時代環境有關，前一波的學生運動榮景，很大一部份是因為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所致，後來這個浪潮開始消退，2020年後遇到疫情影響，不管會議或活動都轉為線上，甚至停辦，不少團體因此出現斷代問題，交接跟傳承大受影響，而過去學生權益有問題時，會透過倡議、發起運動或參與會議解決，但現在也變得較習慣透過網路、社群發言。



教育部針對學生會的調查，也曾訪問學校負責輔導學生會的教師、職員，過程中最常遇到的困難，不分學校類型，一律以「人才傳承」排第一。有趣的是，除了人才傳承外，調查中也顯示不同學校面臨不同課題：公立學校主管頭痛的第二個問題，多是學生會與學校衝突，而私校則較多是在辦活動方面。



陳昱仁指出，通常志願序較前段，且有較多人文社會科系的學校，學生參與會更熱絡，比方說台大就是指標，而北大因為人社科系較多，風氣也會比相當志願序的理工大學更盛行，而技職體系則是偶有一兩屆有想法的會長、幹部，接著就後繼無人，更容易遇到傳承危機。

席次增加就好？「太聽話」反倒稀釋話語權

回到《大學法》來說，假若學生參與度低，那麼增加席次未必有助於學生權益。一名不具名的科大校長便告訴《太報》記者，雖然許多校長擔心增加代表，但也有不少學校樂見，「我們學生不像台大都在搞政治，都很聽話、乖乖的」，直言若相較起教授，增加學生代表的席次，反倒讓校方更有機會掌握會議。

前高雄大學學生會長古哲瑋則指出，過去《大學法》未詳盡規範學生代表如何產出，高雄大學便將一部份席次設定由學院推派，由各系學會長輪值，但學生會去追查，卻發現許多學院的代表根本沒有意願，「只是院方指派就被迫當選」，甚至有人到學期結束，才知道自己是代表，當然也都未出席會議。



對此古哲瑋指出，目前高雄大學正與中山大學談合併，包含未來校名、系所資源如何整合等，有許多與學生切身相關事務，但高大校務會議的13席學生代表，當中就有5席是由學校指派，他們的正當性、意願通通不明時，對於重大相關議題其實會有影響，也占掉原來《大學法》設定給學生的話語空間。

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黃厚銘回憶，過去他擔任校務會議代表，見證在學生會跟教師合作下，推動如廢除英文檢定的畢業門檻、服務課不再必修，以及體育課非零學分等議題，直言學生若能有較高參與度，對校務來說其實是好事。



黃厚銘直言，學生代表的意義，在於大多數校務會議的教師代表並不認真開會，很少會事前閱讀會議資料，這背後的原因除了教授們事務繁忙以外，也可能是擔憂升等、經費會被影響，而有所顧忌，因而選擇低調。「既然前提是低調，那當然也不用先讀資料，開會的時候來投票就好。」相反地，學生沒有這些包袱、利害關係，反倒更敢質疑，也更會用心閱覽資料、提出討論。

重燃熱情要靠效能感　學者：要有切身的議題

從席次增加到實際參與與否，關鍵仍是要增加學生的參與度，而談到怎麼讓反應冷淡的青年們重燃熱情，關鍵或許還是問：大學生到底在意什麼？



古哲瑋指出，現在學生關注的多是切身相關議題，比如併校議題可能影響校名、生涯發展，就會有非常多的關注，或者如網路、基地台問題，也會有人注意，反之像過去討論性別友善宿舍，就不容易引起注意，較少會關注其他議題。

他認為，2000年以後出生的世代在性格上更加個體化，比起「學生會到底在做什麼」，宣傳時更需要強調「你能在這裡得到你想要的東西」。像對喜歡辦活動的人，就要強調可以透過組織力量來實現活動，讓他們意識到組織可以對個人有幫助，而在實際經營上，也不能太強調團體，要順應個體化的趨勢，較能有機會讓人想參與、讓組織能延續下去。



蕭正傑則指出，效能感非常關鍵。東吳這幾年的學生議員選舉有稍微回溫，從過去只有2人當選，回到固定有十幾個席次，關鍵就是讓學生感受到學生會的存在意義。

他指出，許多學生抱怨已久的問題，學生會、學生代表未必真的能夠有效推動，但至少可以扮演監督進度、回報現況及溝通的角色，比方說校內建設，學生自己去問學校，未必能取得回應或明確資訊，就可以透過學生會瞭解，或者學生投訴性平案後，會質疑學校吃案，但事實上整個調查程序往往要數個月時間，這中間也需要學生會跟學生溝通、幫忙追查進度。

拉回到《大學法》增加學生參與，反對聲浪之一，正是學生不關心學校事務，沒必要增加席次，但對於支持者來說，這是錯置因果關係。



黃厚銘就直言，「如果校務會議裡面，學生代表根本沒有作用，那學生關心校務要幹嘛？」如果學生席次少，或學校不理會學生意見，學生當然就不關心，變成惡性循環，「但反對意見只看到惡性循環的結果」，認為學生選不出會長，因此拒絕增加席次。

但他認為，像政大過去就有正向循環，學生代表也因此競爭激烈，學生參與校務可以打開不同的視野，更有機會親手推動某些議案，這讓學生覺得自己有影響力，「你只要願意打開那個正向循環，事情會改變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