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顧爾德專欄】賴清德的「山巔之城」在呼喚著誰？

總統賴清德今年國慶文告〈山巔之城、地上的鹽、世上的光〉引起不少迴響，他引用源自《聖經．馬太福音》、經美國政治轉化的「山巔之城」（City upon a Hill）象徵台灣，巧妙避開了直接論述台灣主權、不與中國正面對撞。不過，到底「山巔之城」這個意象代表著什麼？又該如何把這篇文告放在歷年總統文告中來定位評價？

雙十國慶文告多是行禮如儀之作，執政者吹噓自己的成就（通常是用經濟指標），藉著不利台灣的國際情勢（通常是中共政權的武力威脅）塑造同舟共濟的命運共同體，用「團結」向敵對政黨和人民喊話。這大概是數十年來國慶文告的基本元素──不論哪一黨執政皆然。不過，在眾多國慶文告中，還是有幾篇因為特殊時空背景而具有重要意義。



早年文告宣揚反共　火炬、燈塔成台灣意象

1949年的國慶文告鬧雙包，代總統李宗仁在廣州發表一篇文告訴求反共，而引退後來轉進台灣的蔣介石也發表一篇，強調他具有領導中華民國的正當性。隔年1950年，蔣介石的國慶文告開始用「火炬」、「燈塔」等意象來定位台灣、賦予台灣反共抗俄的歷史使命：「自由中國反共抗俄基地的臺灣，則正在燃起民族復興猛烈的火炬，光明燦爛，照耀在海內外每一愛國同胞的心靈上面。」「尤其是今日我們的臺灣，軍事的整理，政治的進步，經濟的安定，地方自治的實施，社會政策的推行，成為中華民族黑暗中的燈塔…‥。」

1971年蔣介石發表了一篇重要國慶文告。那一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森（Richard Nixon）宣布將訪問中國大陸（隔年2月成行），10月正是聯合國大會會期，中華民國正艱苦保衛會籍；就在國慶過後2周的10月25日聯合國通過第2758號「排我納匪」決議，這個國慶文告成了蔣介石穩定軍民的重要講話。文告主要內容包括：重申中華民國的正統性；宣稱國家尊嚴不能由國際承認決定；自我催眠地說，即使國際形勢不利仍堅持反攻大陸；最後就是要國人團結──當然是團結在偉大領袖蔣總統身旁。

1986年928民進黨成立，當年10月7日總統蔣經國接受《華盛頓郵報》發行人葛蘭姆（Katharine Graham）專訪，透露將解嚴、開放組黨。大家期待3天後的國慶文告會透露更多改革訊息，不料讓各界失望了，文告依然唱著反共復國的老調，強調台灣是「決不妥協的反共堡壘」，「我們反共到底的立場決不改變，直到反共戰爭的最後勝利。」



民主化後文告　從兩國論到互不隸屬、四個堅持

台灣民主化之後幾篇重要的國慶文告分別是：

1999年總統李登輝的國慶文告出現「兩國論」。當年7月他接受「德國之聲」訪問提出「特殊的國與國關係」，10月10日他在文告中重申：「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，這是歷史和法律的事實。」

2007年陳水扁國慶談話稱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互不隸屬的國家。陳水扁當時推動以「台灣」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，當年國慶文告開宗明義稱：「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，國家的主權屬於2300萬台灣人民。」並首度把2758號決議文納入國慶文告：「1971年10月25日由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第2758號決議文，不但不曾確立台灣係『中華人民共和國』之一省，也未接受『中華人民共和國』對台灣擁有主權的主張。台灣與『中華人民共和國』是兩個互不隸屬、各自獨立的國家……。」

2021年蔡英文國慶文告提出「四個堅持」：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、堅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、堅持主權不容侵犯併吞、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必須遵循全體台灣人民的意志。這「四個堅持」也被賴清德繼承。



山巔之城源自馬太福音　衍生成「美國例外論」

那麼今年賴清德的「山巔之城」到底要說些什麼？

「山巔之城」的典故源自《馬太福音》中耶穌的「登山寶訓」（Sermon on the Mount）：

你們是世上的鹽。鹽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鹹呢？以後無用，不過丟在外面，被人踐踏了。

你們是世上的光。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。

人點燈，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燈臺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

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

鹽有調味、防腐的作用，在此象徵信徒應對世界發揮正面的道德影響；光則象徵信徒以善行照亮他人，但最終榮耀應歸於上帝。山巔之城在世人面前不能隱藏，成功與失敗都會被檢視。這是耶穌對信徒的道德規範，要求他們約束自身作為而成為世人道德模範，進而體現上帝榮耀。

這原本是宗教上對教徒的戒律，但是到了美洲大陸，這段宗教戒律又經過兩次轉譯。第一次是十七世紀移民時代被詮釋成清教徒精神的體現；第二次是二十世紀，「山巔之城」被當成國家領導人責任，以及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榮耀，甚至被當做「美國例外論」的證明。

1630年清教徒領袖溫斯洛普（John Winthrop）據傳在移民船「阿貝拉號」（Arbella）上講道，在這個〈基督徒仁愛的典範〉（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）演說中將《馬太福音》的教誨用於即將在北美麻薩諸塞灣建立的殖民地：「我們必須明白，我們將如同一座山巔之城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視著我們。」溫斯洛普認為清教徒與上帝建立了盟約，若教徒彼此扶持就能成為他人榜樣；一旦違背盟約、追逐私利，會成為世人笑柄而受上帝懲罰。所以他是藉「山巔之城」的教諭在建構一個宗教性的共同體。這裡出現幾個重要元素：「清教徒倫理」、「天選論」以及「盟約神學」（Covenant Theology）。清教徒將渡海前往新英格蘭的經歷，比擬為《舊約》中以色列人的出埃及。他們相信自己肩負上帝賦予的特殊使命，但這種使命不是無條件的特權，而是建立在信徒彼此扶持、共同遵守盟約的義務之上。

溫斯洛普的故事在之後兩百多年間僅為少數教徒、宗教史家知悉，但是到20世紀這段故事卻被重新詮釋，進而成為美國這個政治共同體的重要精神源頭。這主要是來自哈佛大學一位思想史家米勒（Perry Miller）的詮釋。



甘迺迪、雷根也提過　加上閃耀成代表詞彙

米勒研究美洲殖民時期的宗教思想，尤其是清教徒研究。米勒將溫斯洛普的〈基督徒仁愛的典範〉視為理解新英格蘭清教徒共同體精神的重要文本，並藉此重新發掘美國早期政治文化中重視集體責任、道德自律與公共使命的傳統。之後擔任過國會圖書館的歷史學者布爾斯廷（Daniel J. Boorstin）在他1958年出版、影響深遠的《美國人：殖民地經驗》（The Americans: The Colonial Experience）中引用米勒的研究，讓溫斯洛普和「山巔之城」廣為美國人所知，成為美國建國精神源頭，甚至成為「美國例外論」佐證。

美國暢銷歷史作家布蘭德斯（Henry William Brands Jr.）在《美國對世界負有什麼責任》（What America Owes the World）一書中指出，兩百年來美國政治思想中長期存在一種信念，認為美國對改善人類處境負有特殊責任，也就是相信所謂「美國例外論」；但美國怎麼對世界負責？有兩種不同的態度，一種是示範派（exemplarists），強調美國對世界責任主要是提供一個運作良好的民主榜樣；另一種是伸張派（vindicationists），除了做好榜樣，還得積極介入世界、甚至不惜透過武力。他認為示範派的原型就是溫斯洛普的「山巔之城」。

1961年，甘迺迪（John Fitzgerald Kennedy）就職總統前在麻州議會引用溫斯洛普的話，強調美國領導人受到世界注視，必須展現勇氣、判斷力與公共責任。到1980年雷根（Ronald Reagan）競選時就在「山巔之城」前加上 shining 一詞；1989年的告別演說中，他描述這座閃耀之城有城牆，但城門向一切有意願、有心來此的人敞開──美國是一個自由、繁榮、開放，並能吸引世界各地人民前來的閃耀國度，「閃耀山巔之城」成了美國例外論的代表性詞彙。

不過正如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家羅傑斯（Daniel T. Rodgers）指出，「山巔之城」發展出來的美國例外論其實很多都是後人建構出來的，多數人根本沒讀過〈基督徒仁愛的典範〉文本，甚至當年有沒有那場移民船上的宣講都還是個問號。



賴轉化為「台灣例外論」　須體認道德訓示的本質

回到賴清德的山巔之城演說，他把馬太福音中的各種象徵都用上了：「城」象徵內政，用社會福利做為地基打造民主共同體的山巔之城，「鹽」是安全防衛與社會韌性，並表示樂見美中以對話管理競爭，但不容扭曲二戰歷史；「光」是台灣的科技產業、平權價值與對外援助；他也呼應雷根的「城門敞開」，說山巔之城的城門要向世界開放，讓世界的光照進來。甘迺迪用「山巔之城」象徵領導人的責任，賴清德把民主治理的責任加諸自己也加諸反對黨：「山巔之城，不是因為沒有分歧才發光，而是因為即使意見不同，我們仍然尊重彼此，相信制度，也願意共同守護國家。」

賴清德以民主治理、民生保障與國際責任重新詮釋「山巔之城」。那麼他是否也把「美國例外論」轉化成「台灣例外論」？他在演說中稱「我們不求霸權，也不追求支配他人。」但也強調台灣因為民主而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，更因為民主經驗與科技能力，能夠對世界作出特殊貢獻。這種「特殊貢獻」來自台灣獨特的歷史處境、民主化經驗與科技實力，是一種不以神意、而以民主成果為依據的台灣例外論。

今年國慶文告的確是一個經過精心雕琢的論述，賴清德藉由詮釋「山巔之城」意象代替正面的主權宣示；也不像前年國慶文告還得繞回113年前推翻帝制講起、以連結中華民國與台灣。

美國「山巔之城」這個隱喻，源於一群清教徒移民自信是上帝選民、肩負著特殊使命；賴清德企圖借用此意象召喚人民，為台灣這個受國際政治擠壓、遭受強鄰軍事脅迫的民主社會，建構起積極奮發的使命感。賴清德也應該體認一點：山巔之城本質是項道德訓示而非自我讚美；就如溫斯洛普對清教徒的提醒，既然自認肩負特殊使命，就必須接受世人更嚴格的檢驗。

作者為資深新聞工作者、專欄作家